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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当中，我为您介绍了北非迦太基基督徒教义学院的两位教会历史上著名的护教学者：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戴尔都良和圣西彼廉主教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在圣教会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最后我也和您谈到了所谓伪经的问题。这些主题介绍过后，也就把上古时代教会的林林总总大致上都介绍完了。

    从今天开始的《朝圣之途》，我将带领各位进入第四世纪的教会，也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米兰诏书》以后，教会的林林总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四世纪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君士坦丁不但给了教会和平，而且也给了教会不少特恩。到了帝奥多西在位时，更宣布天主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于教会的坚强生活，在下面的几件事迹当中更为明显：像教会的机构在不停的增加，隐修生活方式的制度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还有许多教会建筑物公开的建造起来，工匠文学，尤其是第二代教父们的作品，也在这个时期大显光辉。对教会而言具有危险威胁性的各种异端并没有动摇到教会，反而促使大公会议的召开，并且用清晰的字句确定了好些重要的当信的信条。我将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各位报道，并且做说明。

    下面我就先来和各位说明公元第四世纪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当然了，就得先来谈谈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和教会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信仰，君士坦丁是一个个性相当复杂的人。他对圣教会一贯的保持着尊敬的态度，公元315年，他曾经说，我对天主教绝对保持尊敬。20年后，他的话更为诚恳。他说，我信仰最神圣的天主教，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天主的忠仆。从公元317年开始，罗马帝国的军旗上都有十字的徽号，货币上都刻有CHR的图案，有的货币上还刻过十字圣号。他颁布保护圣教会的法令也不可胜数。司铎可以免纳施政捐税，立遗嘱的人可以在遗嘱内指定教会为受益人。但是另一方面，在君士坦丁一生的历史当中，也可以找出许多令人费解的事迹。我们不禁会问，他是否已经和外教断绝关系了呢？他和历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也保持了大司祭的名衔。但是他并没有执行过大司祭的职务，遇到有宗教仪式的时候，他就派代表去参加。君士坦丁占据了罗马之后，就修建家祠。但奇怪的是，他也准许人民修建祭祀外教的庙宇，也不加干涉。

    他的态度看来似乎是很矛盾。他的皈依并不像圣保禄那样一开始就完全的改变，归正为基督的信徒。他却是按照一种教会虽然不赞成，但在当时却相当盛行的恶习，把领洗拖延到临死之前才领受。他一生做着半个教友。君士坦丁大帝，他那外教主义的情绪有的时候也会发作一下。他贵为一国之君，政治的动机和宗教的信仰同样引导着他。以当时的帝国而言，基督徒毕竟仍然是少数，大半以上的居民仍然是外教人。按照外教的惯例，国家的元首同时也是宗教的元首。他忠于《明兰诏书》的条款，只要不直接妨碍公共的风化，保证外教崇拜的自由。时间一久，他也渐渐的显出对天主教的好感。他建造了许多圣殿，还把罗马的拉特朗宫赠送给教会。一直到中世纪，拉特朗宫一直是教宗惯常的住所，在宫殿旁边建造了拉特朗大殿。在梵蒂冈圣宗徒之长伯多禄的坟墓上，又盖了华丽的大殿。君士坦丁年纪越大，似乎信仰越虔诚。他在宫中布置了一间小圣堂，堂里的布置再简单不过了，只有一尊苦像。皇帝每天必定到小圣堂去祈祷。

　　君士坦丁具有三重个性。他自大，充满孩子气，而且还有野蛮凶残的一面。他将投降的日耳曼族的领袖供野兽吞噬，将6000名战俘拷打到死。借故杀死妹夫，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李希奴，甚至他的亲生儿子和法妻。这些行为在道德的尺度下，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李希奴跟君士坦丁相反，李希奴在《米兰诏书》上签字，只是为了政治的理由。当他回到东方去之后，就渐渐的对外教主义青睐有加；而对天主教呢，却没有好感，而且还用各种方法为难天主教。这一点给了君士坦丁很好的借口，于是君士坦丁就以宗教自由保卫者的名义，在公元324年向他宣战，战胜了他。六个月之后，还以李希奴阴谋叛变为由处决了他。从此，罗马帝国又复归统一，只有君士坦丁一位皇帝了。

　　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来说，他对教会的确也有着宝贵的贡献。君士坦丁所推行的是所谓基督化国家的政策，教会的许多原则很快的反映在罗马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内。教会和神职人员获得了法律的保护；主日也成为法定的休息日；为了纪念救主基督的苦难，十字架的苦刑废止了，也严禁在囚犯的脸上烙上火印。因为他说人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教会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则、价值观，在社会秩序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既深且远。

　　罗马家庭的组织也趋于合理化，被遗弃的穷苦病弱者和孤儿也能够得到政府的救济和保护。奴隶也明定法律保护，免受主人的暴力虐待；奴隶的被释放也变得更为容易了。他还颁布法律，严惩通奸纳妾，强迫未成年女子卖淫。君士坦丁重振道德的措施虽然没有将罗马教会彻底的改造，至少可以证明道德律多么受到政府的重视。另外，罗马社会上的一些外教风俗习惯逐渐的在减少和改变。

　　基督化的生活方式一天比一天的流行起来。圣教会内的一些节日，像是复活节、圣诞节、圣神降临节等等，代替了外教的节日，成为公共假日；各个城市新建了不少的大小教堂，十字路口的神像逐渐的被圣人的图像代替了。教会所采用的许多术语也逐渐的流行起来。

　　君士坦丁获得东罗马之后，他就有意要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东方去，他选定了拜占庭古城为新都的所在地。为什么他会有迁移到拜占庭的打算呢？第一是战略方面的理由：新都拜占庭距离多瑙河比较远，不容易受到从北方入侵的蛮族的骚扰。新都的防御工事又很坚固，可以亲自坐镇抵抗东方波斯强敌的入侵；第二就是经济上的理由：罗马城到了公元第四世纪已经失去了商业中心的价值，当时的贸易已经偏重向东方发展了，拜占庭的水路、交通都很便利，可以连接欧亚两洲，是一个很理想的商埠；但是最有决定性的理由还是在于君士坦丁的看法：他认为必须要放弃旧日的京城罗马。因此，他决心要跟古老的外教传统断绝关系，为的是更有利于传教事业。皇帝一声令下，许多建筑师和工人就开始工作起来，耗费了6年的功夫才告完成。这座新城也就被称之为君士坦丁堡。建筑工程完成之后，君士坦丁招人来新都居住，而应招来的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有贫有富，有商人有工人，也在这个时期，朝圣者开始涌向了巴勒斯坦，去敬礼被救主基督生活与苦难所圣化过的地方。

　　但是自从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摧毁之后，加尔瓦略山以及圣木的旧址都已经完全淹没了。在君士坦丁的命令之下，考古学家确定了圣地的旧址之后，大批的工人挖掘加尔瓦略山和救主基督的圣墓。君士坦丁的母亲圣妇赫勒纳虽然已经是78岁的高龄还他还亲自前往圣地鼓励并且领导着工人。在古迹发掘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当年的那个主耶稣基督亲自背负的十字苦架。这个尊贵的十字架被分成了无数的小块，分散到世界各地，为了满足教友们的虔诚敬礼。君士坦丁大帝在基督的圣墓和诞生之地的白冷都建造了华丽的大殿。君士坦丁大帝与教会合作推行国家基督化的政策，对于教会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是有利的。

　　但是，凡可有利，也必然有弊。因为政府和教会的关系过于密切，纠缠不清，发生了很多很微妙的问题。君士坦丁推展教会事务虽然很热心，但是他最关心的仍然还是国家的政治利益，所以他的一切措施都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他给了神职人员许多特权，但是他也采取了种种办法，阻止官吏出家去修道，以免影响公务。他反对异端和裂教，却不是为了保卫信仰，而只是基于政治的理由，用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公共的秩序。

　　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范围划分的很清楚，一旦凯撒以天主的在世代表自居的时候，事情可就难办了。从君士坦丁开始，在整个的中古时代，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引起争论。历史上多少政府以服务教会为名，实际上是在利用教会为自己服务。君士坦丁就曾经在一次教会事务的会议当中对出席主教们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你们是教会里面的主教，而我呢，则是额外的教会外面的主教。意思是说，他自信负有向尚未归化的百姓宣传福音，使他们皈依圣教会。可惜他也认为自己是天主代表，因而常想过问有关教义的问题，出面干涉那只有教宗和主教才有权决定的教会事务。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而且还有很大的危险性。帝王如果以这种护教者的姿态出面干涉教会事务的时候，会使得刚脱离教难危险的教会又将陷入另外一种隶属于政治权力之下的危险和威胁。

　　这种威胁和危机，教会也未尝不知道。最初，少数神职人员还有充分认识事实的真相。不过绝大多数的教会人士，尤其是主教们都将教会职权的范围跟皇帝的政治性职权的范围划分的很清楚。反对皇帝干涉宗教事务，一直到君士坦丁去世之后，这种反抗就越趋强烈了。

　　公元303年的五月，东方的拜占庭新都举行建都典礼。古老的罗马帝国有了一个新的首都；新的首都一成立，罗马帝国事实上已经分成了两个部分。拜占庭跟拉丁文化脱离了关系，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对教会来说，君士坦丁建立新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教会的中心继续在罗马，可以自由活动，不至于受到皇帝过分的干涉。公元333年，君士坦丁似乎有一种预感，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会太久。就将帝国分成了三个部分，分成三个儿子分别来管理。他的两个侄子也各分得了一部分的领域。公元337年，波斯入侵，君士坦丁亲自指挥，波斯王自知不敌，撤军求和。合约签订之后，君士坦丁凯旋还都欢庆复活佳节。不久，他就罹患重病。到了圣神降临节，他要求脱下皇袍，穿上领洗者的白袍，在欧瑟伯主教的手中领受了洗礼，不久就去世了。

　　君士坦丁去世之后，教会跟帝国的关系又将会是如何呢？我们将在下个星期《朝圣之途》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进一步的说明。非常欢迎您准时收听，祝福您天主的平安和喜乐。再会！